航空運輸政策選擇國際航空運是一種跨國的經濟活動，傳統的研究要么基于經濟理論，要么基于政治理論，經濟學的出現則從不同的角度對管理航空運的體系進行研究，跨國經濟只有放到國家間政治這一背景下才能被人們理解，這個觀點也同樣適用于運輸活動。為了確保國際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需要建立相應的國際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擁有不同立場的國家就會發生激烈的碰撞。

經濟民族主義覺得，國家是國內外政治經濟領域的主要行為主體，經濟政策應該用來建立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因而國家優先于市場，市場關系是由政治權力塑造的，全球經濟的本質反映了最強大國家的利益,貿易收益是不平等分配的，貿易對那些擁有更大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國家更有利。國際經濟體系的結構被覺得是有沖突的。自由主義則強調個人，不把國家看作一個統一的行為主體，認為國家被很多因素影響，認為沖突是可以避免的。對自由主義來說，市場是經濟活動的中心，而非國家，不同個體在追逐個人利益的過程中的相互交往帶來了經濟發展,英國為代表的國際航空運領域的經濟民族主義占據上風的結果，在航空運體系形成過程中，美國的勢力在芝加哥會議上遠不如在會議上的表現，抑或是美國利用在國際運輸的讓步換取其他更大利益的結果。

盡管在“二戰”后，美國在航空運輸領域有一定的優勢，但并未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特別是英國手里還有大英帝國廣衰的國際航空運市場，這也是英國用以在芝加哥會議上對抗美國的武器。芝加哥會議后形成的運輸體系解決了運輸的無序狀態，并對相互依存關系進行有效管理，降低交易成本，大限度地尋求共同的利益，將潛在的利益沖突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使各國之間的空運運輸關系處于可控制的穩定狀態。這個空運體系包含了制度理論認定的國際制度所包括的但它沒有采取正式的組織安排，而是采用雙邊方式實現上述國際制度內容的具體安排，因為芝加哥會議后成立的組織這個多邊組織沒有被賦予管理經濟事務的權力，空運體系的制度安排也符合經濟學的相互依賴理論。不同國家對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同，雙邊航空運協定會表現出較大的差異。芝加哥會議不能達成多邊的國際航空運體系，也可以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交易成本來解釋。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國家之間的一切交往都可以視為某種交易，傳統雙邊航空運體系中的對等原則也反映了交易成本過高的結果，“天空開放”協定的出現則反映了交易成本的足夠下降。